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宾国是阿根廷符号？
1. 坎帕内拉
如果用直观的比喻，那么阿根廷电影制作的历史可以描述为“跳着一支复杂的探戈舞”——既要面对好莱坞电影业的竞争，又要面对欧洲电影的影响；艺术与商业之间不断的摩擦，也呈现出本土文化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国际符号，探戈的戏剧性和激情，以及其复杂的舞蹈编排，仍然适用于描述阿根廷电影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发生的许多变化。
《沼泽》剧照
1990年代，视觉艺术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导致跨国集团资助的阿根廷大片激增，“纯娱乐”政策掩盖了社会和政治问题。随着阿根廷经历重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新一代电影人寻求新的制作模式和新的电影理解方式，超越1980年代的联合制作系统和1990年代的类型电影系统。”“新阿根廷电影”标志着阿根廷电影的一次明显复兴，在形式和主题上都打破了该国的电影传统。
这一新潮流抓住了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胡安·J·坎帕内拉执导、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神秘的眼睛》（2009）开创了“独立商业电影”的范式，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电影，也是国际市场上最成功的阿根廷电影。它穿梭于不同的风格和时间框架之间，混合了爱情片、侦探片和政治惊悚片的类型元素，并利用贝多芬奏鸣曲的结构建立了双重主题的叙事：退休检察官本杰明被25年前未解的凶手杀害。他被案件之谜所困扰，以写小说为借口追溯历史。电影完美地平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们看到了被权力保护而逃脱法律制裁的凶手的最终命运，也看到本杰明获得了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救赎。
《沼泽》剧照
双线结构在两张照片中得到呼应：第一张是受害美女的照片，年轻男子凝视着她，让本杰明知道凶手是谁；第二张是女老板艾琳的订婚照，本杰明凝视着她，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能解释第一张照片。编剧兼导演坎帕内拉在爱德华多·萨切里的原著小说中加入了阿根廷激情的象征：足球文化。这段长达五分钟的惊艳片段标志着阿根廷电影技术的一次革新——从球场上空俯冲到球场和人群，再上升到观众席，然后进入地下隧道追捕凶手，成为一场快速而刺激的追逐。阿根廷主流商业电影为了吸引国际观众，倾向于回避本土特色，而《神秘的眼睛》很好地结合了“全球美学”和本土根源。坎帕内拉的职业生涯始于美国拍摄电视剧，后回到阿根廷实现国际突破，他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体现阿根廷精神的电影上。 他的作品建立了本土与全球的对话，借鉴了广泛的国际流派和美学语言，塑造了阿根廷独特的性格和特定历史；利用流派惯例和明星形象吸引国际观众，并将情节结构和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电影与阿根廷的文化和社会关注紧密联系起来。
坎帕内拉的电影为阿根廷导演传播了新的社会想象概念，通过情节剧延续了对当前社会的看法。例如，在最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荒蛮故事》（2014）中，导演达米安·斯兹弗隆利用汽车追逐、爆炸、闹剧等类型框架，将这部由六个独立故事组成的电影制作成电影。这部黑色喜剧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无论是富有的父亲试图掩盖儿子肇事逃逸的事件，还是爆破专家在汽车被拖走后陷入卡夫卡式的噩梦，无论是华丽的闹剧公路大战，还是代价……这部融合了里尼风格与捷克悲喜剧的婚礼闹剧，都将搞笑、悲伤和荒诞并置，表达了对阿根廷社会某些方面，如官僚主义、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的愤怒。
2. 马特尔
20世纪60年代的“新浪潮运动”在阿根廷播下了艺术电影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希望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现国家的新面貌。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带来身份话语转变的今天，阿根廷电影界正以充满活力的女性声音崭露头角。如果说男性电影人通过政治表达确立了“新拉美电影”的角色和意识形态立场，那么女性电影人则通过颠覆传统的电影手法和微妙而深刻的主题，关注身份认同以及与社会少数群体的关系，表达阿根廷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改变了阿根廷电影的面貌。
《扎玛》剧照
阿根廷导演卢克雷西亚·马特尔和秘鲁导演克劳迪娅·略萨让拉丁美洲女性电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知名度。作为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和201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卢克雷西亚·马特尔在电影界获得了广泛的尊重。虽然她在17年中只拍摄了4部作品，但她的视野似乎无限。她的电影风格和主题独特，探索性和神秘性令人振奋，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不依赖传统类型电影来产生特定的效果，而是为阿根廷艺术电影和女权主义视角提供了新的视角。
马特尔的电影语言可以看作是“错位、异化和焦虑”，颠覆了古典电影范式及其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视角，在全球和本土文化影响的缝隙中重塑电影传统，创造出独特的女性表达。马特尔在家乡拍摄的“萨尔塔三部曲”（《沼泽》、《处女》和《无头女人》）都聚焦阿根廷女性的生活。她不断打破线性叙事结构，使用距离机制，防止观众认同角色并沉浸在故事中。虽然经典叙事电影力求创造一种幻觉，即任何威胁叙事连贯性的东西都被排除在画面之外，但马特尔的电影却没有创造任何现实的幻觉。《沼泽》（2001）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女族长和她的大家庭在乡村别墅中的日常琐事。 影片的标题隐喻了无解的叙事方向和人物的存在状态——就像被困在沼泽中一样，故事似乎随机展开，听觉常常与视觉分离，直接挑战主流惯例。通过采用超越视觉和听觉表达的“过度”技术，马特尔破坏了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并破坏了观众的安全位置，更接近观众所经历的现实。影片的大部分场景发生在一个家庭空间内，封闭且性别分明，更广泛的父权社会被缩小到几乎看不见。特写镜头增加了幽闭感，镜头角度经常偏离中心。在这些非结构化的空间中，男性视角可以被解构，从而为女性表达开辟可能性。这部电影是一部内化的社会学戏剧，巧妙地说明了阶级和种族之间的鸿沟。
阿根廷是一个混合社会，由多种文化和民族组成。在跨国主义的现状下阿根廷的足球明星，很难建立稳定的同质身份。马特尔利用叙事断裂来摧毁容易辨认的身份和身份标签。例如，《圣徒》（2004）讲述了在一位中年母亲经营的酒店里举行的医学会议，以及一位医生和他的母女之间发生的奇怪故事。其碎片化的叙事提供了多种视角，既令人不安阿根廷的足球明星，又需要观众参与解码。这是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故事——不是关于善与恶的对抗，而是关于善恶难以区分的故事，电影试图重新发现一种足够多元的幸福感。
马特尔还利用历史和记忆重构过去，提出挑战当下的新模式。《无头女人》（2008）通过中产阶级女性开车回家时撞上“不明物体”的车祸，成功地反叙了这个社会的创伤性过去。整个社会成为目击者和幸存者。事故发生后，女主角陷入震惊状态。她的丈夫、亲戚和朋友似乎决心通过扫除真相来“保护”她，她“默许”了掩盖真相。通过这部存在主义戏剧，马特尔尖锐地暗示了背叛可能给阿根廷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马特尔的第四部作品《扎马》（2017）深受安东尼奥·迪·贝内代托小说语言的吸引，该片以 18 世纪殖民时期的故事为背景，以拉丁美洲身份为主题，在当代引起了共鸣。同意。在影片中，驻扎在偏远前哨的西班牙治安官扎马试图申请调往一个更文明的城镇，但他的请求总是被推迟。扎马逐渐陷入他无法理解的虚空，他试图逃离命运阿根廷的足球明星，这让他陷入了一场误入歧途的冒险，最终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自然世界。这部电影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背景下，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批判了殖民主义。
身份认同也成为阿根廷女性电影人的常见方向。例如，保拉·埃尔南德斯的电影就围绕着对模糊而多变的身份认同的探寻展开，短片《22公里》（1996）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最终被误认为疯子的女性，通过让观众探索女性的性格来定义“正常”；剧情片《遗产》（2001）探讨了移民问题以及阿根廷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紧密联系，深入探讨了对身份认同的探寻，探讨了成为阿根廷人的意义，并审视了塑造阿根廷社会的各类移民浪潮。
某种程度上，当代阿根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为以马特尔为代表的电影人提供了建立独特女性表达的土壤。21 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促使电影人寻找新的工作方式，打破旧的方法和风格。马特尔将实验性先锋主义、阿根廷政治电影和对好莱坞经典的颠覆性运用融合在一起，通过女性形象塑造了社会正义和种族融合。
无论是通过类型片表达文化与社会关怀，还是通过先锋艺术探索当代语境中的身份话语，这些阿根廷新电影都为观众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丰富了阿根廷人的文化舞台。
本期图片均为资料图
《光明日报》（2022年8月25日第13版）
